“行走绿廊，感受水城文化”系列报道（58）
静远女校和一位专职女校长的往事
静远女校和一位专职女校长的往事
发布日期：2021-07-07
静远女校旧址位置图。阿龙 制图
邢瑞鸣（1889～1990）。
清末，一个女子识字班在揭阳县城进贤门外成立，这个被1990版《榕城镇志》称为“首创”的女子班，虽然学生数不多，却是开了揭阳县城的历史先河，在重男轻女的那个年代的小县城中，真可谓石破天惊，在开启教育男女平等历史的同时，一位担任女子班教师的女性青年邢瑞鸣，也被载入地方史册。2021年仲夏，我们“行走绿廊，感受水城文化”采访组走到进贤社区郑厝围旧址南侧的竹巷旧址，静远女子私塾旧址和邢瑞鸣的故居，就在附近一带。
记者 蔡逸龙
她，成为女子识字班首批学生
进贤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郑惜文（左）陪同记者采访邢鄂（中）先生。张建武 摄
2016年的池墘陈。郑晓波 摄
记者在进贤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郑惜文带领下，来到建贤新村13幢1003号邢鄂先生家中，了解邢先生的祖母邢瑞鸣在两个甲子以前是如何走进那个女子私塾，又是如何成长为教师和校长的。邢鄂，1947年生于湖北，系榕城区二轻工业诊所退休职工。他说，跟祖母生活了40多年，一辈子在教书育人的祖母在教育儿孙方面，给自己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邢瑞鸣（1889～1990），女，榕城东郊凤围人。因父亲是基督教徒，她在10岁那年，得以走进进贤门外的竹巷静远轩，成为女子识字班的首批学生。
据《榕城镇志》载：光绪二十五年（1899），美国牧师思雅谷首创基督教女子班于进贤门竹巷陈姓之静远轩，聘澄海陈美贤（女）为教师。
邢鄂说，静远轩是他祖父陈德修的陈氏家族的一处书斋，陈氏房屋因位于一个池塘旁边，因而被称为池墘陈，池墘陈坐西面东，南围墙外即是竹巷。静远轩则位于竹巷中段南侧，门口正对池墘陈外墙。
我市地方文史学者孙锐卿在《古城觅踪》一书中谈到了这个识字班的办学缘由——美国牧师思雅谷想借办学为名进行宗教宣传，其妻极力主张办一间女子学校，吸收教徒的女孩子入学，因此在竹巷陈氏书斋静远轩筹办女子识字班。在选取教师时，因思雅谷聘用的一位名字叫潮兴的厨师，其妻子陈美贤刚好毕业在家，就被聘为教师。
地方文献资料亦将办女子识字班的静远轩称为静远女子私塾，有学生12人，邢瑞鸣是其中的一个。但这个小规模的却又是揭阳县城第一家的女子私塾，只办了两年，就停办了。
邢瑞鸣虽然在这个女子私塾只读了两年时间，却是勤奋好学，成绩突出。在私塾停办后，她在家里休学了一段时间，后来到汕头礐石正光女子学校继续求学，在校期间因学习勤奋、成绩优异和乐于助人而被推选为女宣道会（即学生会）主席。毕业后回榕城，决心致力于家乡女子教育事业。
静远女子私塾停办后，女教师陈美贤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到北门马牙街的北河边另创一所女子识字班。光绪三十四年（1908），邢瑞鸣毕业返乡，被聘为掌校政（校长），将识字班定名为宗光女校。
从静远女子私塾走出来的女学生，自此成长为女子学校的校长。
她，成长为专职女校长
邢瑞鸣在宗光女校掌校政几年后，与陈德修结婚，遂于民国二年（1913）离开宗光女校，在静远轩复办起学校来，她将校名定为静远女校，自任校长兼教师，公开招收女学生。开始时，只招20多名女生，办1个班，只开国文、算术、唱歌3门功课。
在邢瑞鸣办学时，邻近的一位进步人士郑唯一先生给予了热心支持和帮助，使得学校不断扩招生员。这位郑唯一先生，就是我们这个系列上一站《郑英略：抛洒热血为革命，短暂青春著华章》文章中主人公郑英略的父亲。他早年同情辛亥革命，有进步思想倾向和爱国之心，教过私塾，邢瑞鸣的丈夫陈德修正是他的学生。学生的妻子勇于挑起教育妇女的重任，这正是郑唯一先生十分欣赏的，因此，他全力支持。
由于邢瑞鸣校长办学有方，不到4年，全校就有80多名女学生，连邻近的男孩子也到这里来上学，当时女校分成4个班，学习科目有国文、数学、历史、地理、珠算、唱歌、手工刺绣等，学校聘有知名人士郭笃士、曾纯芝、陈爱贞等任教职，陈德修也协助任教职。据《榕城镇志》载，民国七年（1918），静远女校有班级4个，学生80多人，教师3名。
民国四年（1915），揭阳县城又办起了一所女子学校——揭阳职业女校，有班级3个，学生数100人，教师5名。在两所女校并存3年之后，民国七年，邢瑞鸣因学校经费不足，听从了有关人士的建议，将静远女校并入揭阳职业女校，自己也到职业女校担任教师。
两年后，在经费许可的情况下，邢瑞鸣又复办了静远女校。
民国十八年（1929），宗光女校改名为真理女中，聘请邢瑞鸣就任校长，静远女校因此停办，学生转入真理女中就读。
民国四年，就在邢瑞鸣的静远女校蓬勃发展的时候，一所公立女子学校终于在禁城县政府机关大院内创立——县立第一女子小学，设于县署后花园（今思贤中学校区内中山公园）东侧考院内，有班级4个，学生100多人，教师6名。但这所小学只办了8年，就停办了，改办为其他学校。民国十四年（1924），为纪念孙中山先生，学校更名中山学校。民国十七年（1928），中山学校改办为县立女子中学，设有初中4班、学生100多人，教师16人。后来，学校聘真理女中校长邢瑞鸣为县立女中校长，于是，真理女中随之也并入县立女子中学。
从宗光女校、静远女校、真理女中，到县立女中，邢瑞鸣成了“专职”女校校长。
在县城女孩子入学读书越来越普遍的情况下，邢瑞鸣把眼光转到农村，她和两位女教师一有空就到农村办短期识字班，教农村妇女识字。在短暂的3年时间里，她深入到潮汕的许多穷乡僻壤，为提高广大农村妇女的知识水平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她，家里走出两个共产党员女儿
2010年，邢鄂收到的颁给其父邢诗统的“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抗战胜利65周年”胸章。
邢瑞鸣生于清末，追求进步，除了学文化外，还剪短发，不缠足。进入民国时期，她生育有4个儿女，全都送进学校接受新文化教育。她的大女儿陈诗辉，18岁大学毕业后返回揭阳，在一所学校当了校长。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陈诗辉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9月28日，郑玲等领导的揭阳青年救亡同志会成立，陈诗辉成为“揭青救”第一批会员。12月，中共榕城支部在郑玲家成立后，陈诗辉积极向党组织靠拢。不久，郑玲介绍陈诗辉入党，并建立中共榕城妇女支部。地方党史资料记载，郑玲、林惠贞和陈诗辉成为榕城妇女支部党员。邢瑞鸣的大儿子邢诗统，6岁开始读书，大姐陈诗辉开展宣传抗日的时候，他正读中学，跟着一群爱国同学们到渔湖去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后来，他成为广州国防医学院第27期学生，毕业后，与妻子梁惠慈医师一同入伍参加抗战，在其时入缅作战中国远征军当军医。邢诗统后升任军部上校军医处长。在部队中，他夫妻两人除了给伤病员治病做手术外，还培训了一批医务人员，在抢救伤病员上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受到了中缅印战区联军司令史迪威的嘉奖，史迪威还亲自为他颁发抗日英雄奖章。
邢诗统夫妇随军转战各地，随地安家，两人生育6女2男，孩子均以出生地命名，大女儿邢建湘、二女儿邢安贵、三女儿邢凤云分别出生于湖南、贵州、云南，而老四邢鄂则于1947年在湖北武昌火车上出生……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发动内战，邢鄂出生时，国民党正大肆进攻共产党解放区。邢诗统以多年离家，身为家中长男，需回家侍奉母亲为名，果断退伍，拖儿带女返乡。
回家后，邢诗统继续从医，后到县人民医院工作，直至退休。
邢瑞鸣的二女儿陈施惠，在抗日战争时期也积极参加“揭青抗”活动，后也由郑玲介绍入党。
邢瑞鸣的小儿子陈志远也勤奋好学，大学毕业后成为华中工学院教授。
对于儿女参加抗日活动，邢瑞鸣都是十分支持的。据邢鄂介绍，祖母跟他讲过，当年“揭青抗”成员经常来家里的“三间仔”开会，有时，会于晚上到宗光女校旧址的楼上开会，同志们撑着小船从北河上来到宗光女校的后门，祖母开了后门，让大家到楼上开会，她留在后门守候。待大家开完会后，她又送大家从后门上船离开。
她，诲人不倦桃李满园
书画家胡天民在邢瑞鸣老人百岁寿辰时题联“名画亦作诗句读，古琴兼当水声听”。
邢瑞鸣一生办学，培养了不少优秀学生。郑唯一家的孩子，大多都是邢瑞鸣的学生。郑英略的4个姐姐，都在静远女校读书。郑英略的妻子黄烈美，也是在静远女校读书的。据郑英略儿子郑用武教授介绍，当年，大姑妈（郑英略大姐）见黄烈美端庄秀美，就托人为媒，把她介绍给弟弟做妻子。郑英略的三姐从静远女校毕业后，考上大学，后来留学日本。1937年夏，果断从日本返国参加抗日运动，不久参加国民党部队，成为随军日文翻译。抗战胜利后，参与收复台湾。后来留在台湾工作，晚年移居加拿大。
郑英略的四姐郑玲，从静远女校毕业后，也曾留学日本。1937年夏，从日本返回揭阳组织“揭青抗”宣传抗日，随后成为中共榕城支部的负责人，不久发展陈诗辉入党，建立榕城妇女支部，又再发展陈施惠入党。邢瑞鸣的两个女儿都走上革命道路。
南京美术学院院长谢海燕教授，童年时期就曾在静远女校受到启蒙教育。在1984年邢瑞鸣老人95岁寿辰时，谢海燕教授曾画《虬松图》一幅，并题“高风歌亮节，劲骨凌岁寒”以表祝颂，也是对她高尚品德的真实写照。
揭阳书画家胡天民在邢瑞鸣老人百岁寿辰时题联曰：“名画亦作诗句读，古琴兼当水声听。”对老人家一生孜孜不倦致力于教育事业的崇高德行给予高度称颂。
1990年12月，邢瑞鸣老校长在家逝世，享年102岁。她一生致力于揭阳女子教育事业，数十年如一日，诲人不倦，桃李满园，受到了后人的敬仰。
她们，推动了时代前进的车轮
从1899年静远女子私塾的首创，到1901年北门马牙街的女子识字班，女子教育开始让极少数的女孩子跟男孩子一样有了接受平等教育的权力，这个影响在几百年的古县城来说可谓石破天惊。光绪三十一年（1905），榕城人陈宝莲创闺秀女校于西门街（今西马路中段）昭武第。女子学校由东城外到西城内，开始零星拓展。
我市著名学者、地方历史文化专家彭妙艳老师分析了女子学校出现的时代背景，他说，在古代，宗族的私塾，一向只招男学生，当然也存在一些培养家庭女孩的现象，但都是不公开的。女子求学，几千年来都是难上加难的事情，祝英台外出求学，都得打扮成男孩子才行。来到清末，社会风气有了一些变化，一些到南洋、海外谋生回乡的人，带回了男女平等教育的思想，而来华的传教士，也极力主张妇女接受教育，以便接受其传教理念。在这种情况下，女子识字班、女子学校便悄然出现。而光绪三十年（1904）清政府颁布了由张之洞、张百熙等人制定的《奏定学堂章程》，废科举，兴新学，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虽然政府没有倡导实行女子教育，但既然兴新学了，在没有明确反对的情况下，知识分子和开明人士陆续创办了一些女子学校，就得以存在并且影响开去。
进入民国时期，在这些私立女子教学机构影响下，公立女子学校开始跟进，1915年在县署内考院办起的揭阳县立第一女子小学，一批追求进步的女孩得以入学读书。许玉磬、陈名卿等女学生便是在这所学校接受教育的，1919年的声援北京“五四运动”的揭阳学生集会，就有这些女学生参加，东征军进揭阳城、大革命时期在县城成立的揭阳妇女解放委员会，都有这些进步女学生参与。在抗日战争时期，知识女性更奔走在抗日救亡的道路上，刘佩芳、苏丹等揭阳女英烈，都曾在女子学校入读，在获得知识之后走上革命道路。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在普及小学、中学教育时，不分男女，适龄儿童一概入学，亦不再分设男校女校，女子学校自此走入历史。
近代的女子教育，从私塾识字班，到私办女校，再到公办女校，再到消亡，从清末至民国，在揭阳城存在60多年时间，一批女教师如陈美贤、邢瑞鸣、陈宝莲等为此作了不懈的努力，也使得一大批揭阳妇女在学到文化的同时，成长为对社会有贡献的知识女性，女校，当在历史上留下灿烂的一页。
来源：揭阳日报网